姜午阳“刺庞”成功，《投名状》影片结束，镜头回到108人对天盟誓，声犹震耳。影院已经亮灯，观影者纷纷离席，屏幕上打出陈可辛的名字。
这是一部男人的电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执着。二虎所以走上从军路，是因为小打小闹始终无法改变逃亡的命运，兄弟父老被辱，做大哥的没有选择：只有做了最大的匪，才有安定；午阳的世界观并未成熟，他在接受灌输并坚定执行，他曾经向往庞青云，所以他和二虎说大哥是对的，但最终只能做赵二虎；庞青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已然死了，他心中的大事就是再活一次。兄弟情谊确是山野情结，但不能说庞青云视之如蔽履：一千六百人，一千六百人全没了，他不能再没一次。三人有纳投名状，但内心世界的执着才是他们的投名状，至死不变。由此才能理解影片中的三个男人。二虎不识字，生性粗犷，但他的理想是安定，并为之执着。所以他对莲生说，三年就回来；所以他在苏州城外喊，回家，谁跟我？所以进了南京，他摆酒祭兄弟，“安心上路”。这和打劫官粮的赵二虎并无区别，一切宛如匪日。
每个人都曾经是姜午阳。思想单纯，坚定执行
朋友请我看陈可辛的《投名状》，整个过程感觉很难受。大陆的市场有一种可怕的调性，它只接受新的形式，但一切内在必须谙合中国内在的文化结构才会被接纳。以前看香港的影片，觉得这个地方的电影题材上贴近底层，想象力很丰富，有一种人性内底的温馨，王家卫的电影虽然算是一个异类，形式上有很浓的殖民地的色彩，语言上刻意求工，但同样也是能丝丝缕缕渗入心灵的。陈可辛的这个影片则基本上扫除了香港特质，而更接近于《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
有人说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中国人没有宗教的那种超越精神。从这两年的影片看，一点也不为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批评俄国人，“他们甚至在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想；尽管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连手指头也不肯动一动，尽管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和贼，可是仍旧极其尊重自己早年的理想，而且出于一片真诚，……与此同时又丝毫不妨碍他依然是个混蛋。”这段话用来说中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不得体或不契合之处。我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拥趸
投名状：大半年后续赞陈可辛：拍大片，不是会导演团体操和训练白鸽就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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