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愤怒1969

电影一开始，德帕迪约讲述了一个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遇到困难便走进森林去燃起火焰祈祷的寓言，我们一下子想到了雷奈的《美国舅舅》中那个美国舅舅的寓言。雷奈的电影也是非常重形式的，他仿佛用一把手术刀在精确切割这个社会的病症肿瘤，然而，毕竟，他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清晰的故事线索。但戈达尔这个巧妙的对比借用显然又只是个幌子，根本不足以成为理解电影的重要线索。事实上，戈达尔的电影就是一个各种符号展示的平台，符号之多有如大杂烩，画面的表象和意义夹缠不清。戈达尔一直都在致力于探讨符号系统是如何产生意义的，他发现电影是为符号学做这些实验的崭新的且非常适当的媒介，这也催生了他六零年代那些惊人的作品。从七零年代开始戈达尔更注意到声音和画面的辩证关系，他开始探讨声音独立于画面之外的主体性。《悲哀于我》，只是他对于电影的这些哲学层次的思索的一个延续，又一个实验场。
也许节奏是放缓了，也许观点是不如以前激烈了，也许想象力开始缩减了，也许叙事更加破碎虚无了，也许八零年代复出后的戈达尔有着种种不是，但无可否认的是

《悲哀于我》悲哀啊！我！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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