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讲述了电影在中国落脚扎根的故事。电影取材于中国第一批电影人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历史。电影在1999年上映，算是对百年前《定军山》的致敬。翻翻《定军山》电影的相关资料，似乎并没有发现有《西洋镜》的电影男一号——夏雨饰演的刘京伦这一号人物。（力捧夏雨？呵···）电影以个人事业、爱情经历来讲述中国电影的起源，很有好莱坞式的英雄主义色彩，显得更有人性化，更贴近生活。
电影首先以资料片的形式表现了百年前老北京的生活百态，之后逐渐由模糊转为清晰，再变为彩色正式进入电影内容。变幻似的蒙太奇手法将观众的思绪从现代带入清末，手法就当下特技横飞浮躁连篇的环境里显得落后，在电影制作当时已经相当巧妙。初入的情节就显现了在清末时期海外新文明的进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这些可以从把照相机当成“摄魂机”的民众和任老板责骂照相技师刘京伦摆弄唱片机的情节中反映。当然后来任老板拒绝与电影商雷门的合作以及最后雷门被驱逐出境的情节，其实相对是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缩影，从而表现了愚昧性
《西洋镜》早就看过，是冲着夏雨主演的噱头，当时虽然不是太喜欢，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在读过它的原剧本以及各方对它的评论之后才发觉原来好电影一定拥有一部好剧本，但好剧本不一定会催生出一部好电影。
导演导出的作品将编剧编出的剧本改动颇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的问题，导演和编剧在一些想法上存在一些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我这里并不是说导演不能改动剧本只一味听从剧本，但改编剧本一定要在掌握了编剧的思路以及大方面资料的前提下，否则剧本只会被改的面目全非，遭到人们的质疑。《西洋镜》的导演胡安作为一位美籍华人，不可避免的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甚了解，但是本片要讨论的话题却又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这一重大历史文化问题，因此导演的掌握功力自然也就不那么令人满意，可以说，导演当初买下这一剧本进行拍摄的想法就是不明智的，既浪费了一个好剧本又使得自己落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对剧本和影片的一番比较之后，我发现文学剧本中有很多有意思，有文化的内容被导演毫不犹豫的抛弃了，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多的硬伤和缺陷
《西洋镜》勾画了在电影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冲突、电影与戏曲的冲突、以及刘京伦与任老板谭贝勒的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背后是国民的保守性与落后性，是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之愚昧性。雷门最后被逐出那扇大清朝妄自尊大的朱漆金銮大门似乎象征着中国最终还是向新事物关闭了大门。任老板拒绝与电影商雷门的合作，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封闭性的缩影罢了。
照相馆里的一个小伙计说：“咱们这样的人，生的贱，死的也贱，那是命。”这种话语听起来字字扎心
2000佳片有约，又看了一遍《西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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